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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新解析《1921》：用电影语言展现历史的壮阔

“起来，被咒骂跟着的，全世界的恶人与奴隶，我们被扰乱的理性将要沸腾了，预备着去打死战吧……”铿锵有力的《国际歌》（1920年，郑振铎、耿济之译本），在电影《1921》中多次出现。

朴相民作为中国电影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协力推出的“种子选手”，《1921》于7月1日当天公映。据猫眼专业版实时见证，7月1日零时，电影总票房就已经破亿元。

《1921》海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对于这段光辉而伟大的历史，中国电影历史上30年前有过《开天辟地》、10年前有了《建党伟业》。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黄建新自2009年同韩三平联合执导《建国大业》始，2011年执导《建党伟业》，2017年监制《建军大业》，至2019年执导《决胜时刻》，这十余年间更是担纲多部主旋律题材商业电影的监制。他见证了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大发展与大繁荣，毫无疑问是此类题材领域的专家，是以此次监制、执导（联合执导郑大圣）庆祝建党百年之作《1921》，可谓当仁不让。

对于黄建新而言，过往的履历既是经验与资历，某种意义而言，也是此次重新创作、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的“包袱”。他必须有所突破，才能不负众望。正如他在早先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回过头再去看《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两部电影，觉得很像编年史，跟传统意义上观众理解的那种故事片不太一样，是比较少见的类型。编年史电影有优点，可以当作一个历史的参照系，让观众产生进一步去探求的兴趣，缺点就是人物塑造会相对较弱。电影最好还是不要按照历史事件的编年进程，而是要以人为中心来叙事和表情达意。有了这样的想法，就觉得新的电影可以转换一下思路。”

这个思路观照进《1921》成片，便是电影不再采用编年叙事，而是着力刻画1921年，几个月间中国共产党筹备、成立的“历史横截面”，进而以故事片，同时参鉴谍战类型片的手法，呈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是中国国内风云际会的大事件，更是国际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重要一环。

特别的，和过往同类型影片中历史人物走马灯般的过场式不同，此次电影中的贯穿人物令人印象深刻，更在青年观众群体里引发了强烈共鸣。七一前夕，黄建新在北京接受了澎湃的专访。在《1921》主创名单中，编剧之一的“黄欣”，是黄建新的笔名。此次采访，他也愿意从如何讲好这个故事的角度，多聊聊自己的感悟。

【对话】

做成故事片，不再是纵向的编年史

澎湃：从2011年的《建党伟业》到2021年的《1921》，同一个题材，都是由你来拍仲维军，能否介绍下此间的迭代与变化？

黄建新：当年《建党伟业》还是走“宏大叙事”的拍法，主要是讲那一段历史时期发生的大事，进而解释清楚为什么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观众会看到从1911武昌起义到袁世凯称帝梦鸽、护国运动、张勋复辟、护法运动，五四运动，一直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全片近两个多小时，真正讲述“诞生”只有19分钟，当时的着力点在于通过讲述各方势力，实验也好，实践也罢，救国都失败了，所以，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而这条逻辑线在《建党伟业》里已经讲完了，到了《1921》，我们要讲的是，即使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是这批人在1921年建党？进而仅仅用了28年的时间就推翻了一个旧社会，建立了新中国。思路变了，相应的拍摄手法也要变化。

澎湃：我注意到在《1921》的开头和结尾，用到了《建党伟业》《决胜时刻》以及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等多部早年间的电影或纪录片画面，而且这些画面大都处理为黑白影像的形式，呈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大历史”。

黄建新：这些“老电影”的画面大部分都是我过往自己拍的（笑）。我大量选的是故事片镜头，第一个镜头是鸦片战争，谢晋导演拍的（《鸦片战争》，1997年）。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实在找不到故事片镜头，才用了三个纪录片的镜头。当然，也有些镜头是我们这次拍的，比如故宫里那些遗老遗少在惶惶跑动的镜头，从彩色变成了黑白。

考虑到题材需要，我们还是要在片中呈现出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时间线索，但开头结尾这两段，都是用蒙太奇，或者说是心理叙事多维度的方法来展现。片头用囚室小窗里陈独秀的一双眼做回顾，五四运动后他“出教室、进囚室”，被放出来去上海，用六个时空片段，按照心理时空的排序来组建开头。片尾则是呈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奋斗与牺牲。这两部分前面部分是带字幕的，合计大概七八分钟的样子，拿掉字幕，可能也就五六分钟做了梳理，这是避不掉的。

澎湃：回到《1921》这部电影，谈谈前期构想的故事轮廓。

黄建新：《1921》是在讲述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转折时刻，电影本身是在通过影像形态“复述”历史。这段历史教科书里都讲过，我们则是要通过电影自身的魅力，呈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这些角色是包含了历史真实和创作空间的集合。我还是希望电影能进入“叙事人物”的状态，而不是单纯的“客观介绍历史”的状态，用生动的电影语言向观众展现19陈译贤21年的波澜壮阔，这些影像会同今天的观众达成一种心灵上的共鸣和继承。

实际上最集中的就是1921年，在此之前电影简要比如发动机短舱、副翼和飞机翼梁等介绍了陈独秀来到上海，毛泽东正好也在上海送湖南的朋友去法国留学，他则留了下来，在上海一边研究学习一边打工筹钱，之后他又回到家乡湖南做调查研究。到这我们接着要思考的是，怎么往下拍？而且要尽力拍成一个故事片的质感，故事电影是需要故事线的，或者说有情节递进，要完成情节递进就必须要有贯穿人物，有贯穿人物的动作线和反动作线，如此才会有情节的起承转合，有所谓的戏剧张力，进而才能讲好这个故事。但我当时还不知道现有素材够不够支撑一个故事片的开掘，于是又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实际上，《1921》从筹划到今年，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前三年我们想的都是能不能做成一个故事片，不要再做成纵向的编年史，或者单纯就是1921年所发生事件的堆砌。

澎湃：如何去逻辑串连1921年的国际、国内时局？这次《1921》相较于过往同题材电影呈现出了相当的开阔度。

黄建新：后来发现对于1921年，其实可以展开两个维度来建立这个故事。因为1921年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不平凡的。

<傅振辉p>首先，那一年共产国际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认为俄国十月革命通过武装起义完成了政权更迭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呼声空前高涨。这个口号中有个关键词就是“全世界”，这提醒了我们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仅是国内孤立的事件，而是要放在国际大背景下通盘考量。从中国来讲，量变的积累也到了质变的一天，通过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前期的鼓呼和介绍，以及国内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也到了共产党应运而生的时刻。

共产国际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应的，列宁派出了很多代表到全世界各地去指导革命，荷兰共产党人马林就是列宁委派到远东地区的代表，他负责帮助那里的共产主义者建立自己的政党。

上世纪初，远东的中心就是上海，上海是远东最发达的所在。所以马林到了上海后，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共产党人也就向上海汇集，做汇报。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请在日本的合作伙伴代为查阅1921年前后有无日本共产党人来沪同共产国际代表会面的记录，他们居然就在日本警视厅的档案里查到了当年的密电，内容为1921年6月30号，要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且这些代表来自长沙、武汉、上海、北京、苏州（系日方情报错误）等地，日本会有代表参加。

日本政府和军方为什么如此关注中国是否会成立共产党？因为这关系到他们在华的满蒙政策，所以也会派密探来沪跟踪。在《1921》中，日本密探这条线和共产国际代表参会的线索并行，因为日本共产党人也要在上海同共产国际的代表做汇报，领取活动经费。

再加上我们发现法租界巡捕房，当时接到了奥地利发来的通报，告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了上海，要各方提高警惕。如此才会有法租界华人探长黄金荣的进入，以及派出密探“敲错了”中共一大会议会址的房门——以前都是说偶然敲错，导致了一大会址临时转移到嘉兴红船上。

其实梳理下来，偶然中一定有必然的因素，租界的巡捕一直绷着根神经，监视着异动，防止社团闹事，突然发现有多人聚集，而且还有两个外国人进进出出，必然会引起怀疑。如此以来，几条线索交织在一起，整个电影的故事线就支撑了起来。

完整的故事线就需要有贯穿人物

澎湃：过往说老上海是国际谍战的孤岛，更多是指淞沪会战爆发后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前这段时期。这次《1921》其实就给出了谍战片，而且是国际视野下谍战各方涌动的感觉。

黄建新：没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欧洲乃至全球震荡。共产国际的一举一动都被西方列强所监视甚至破坏，从马林在奥地利被驱逐，再到上海一直就被各方势力所监控，这本身就有谍战戏的感觉了。再加上尼克尔斯基，他是从苏联先行来到上海的，同马林一起参加了中国一大。但实际上他曾有过特工背景，所以片中他会驾驶以及具备很多反侦察能力也就不足为奇。这样就可以让不少年轻观众，不经过太多前期的历史知识储备，单从故事的紧张感就可以进入到电影中去。

澎湃：同《建党伟业》群像式的人物呈现不同的是，《1921》中存在几个贯穿人物，比如李达、王会悟夫妇，怎么选定的呢？

黄建新：刚才说了，电影要有完整的故事线就需应对贸易保护主义能力增强要有贯穿人物。我们要寻找谁1921年一直在上海贯穿始终，如此找到两个人，一个是李汉俊，因为一大会址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就是李汉俊兄长的寓所。从故事片的角度，李汉俊也有许唯丞多可以开掘的点，比如他在上海同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见面时，曾有过一段非常感人的言说，大意是“我知道这个国家生了疮，但我依然爱她，因为这是我的国”，这个桥段我们也拍了，只是成片中没有用，因为他的情绪没法贯穿始终。

后来我们选择了李达。首先，李达和李游助汉俊，是被委托来组织此次中共在上海的成立大会；第二点是一大结束的时候，李达被选进了中央局三比如安阳的是在本地扩大位核刘日曦心领导之一——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组织委员张国焘、宣传委员李达，从这个角度就看出他当时在党内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所以选他作为贯穿人物是合适的。

再者，1921当年4月，李达和王会悟在上海结婚了，太太王会悟是一位知识分子特质的新女性，而且一大会议期间确实也帮了很多忙，毛泽东曾夸赞她为“会务总管”。我们需要电影在更迭文化上有新的追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给我们的文化注入了新的力量，使我们的文化发生变化并催化出新生。

这两个人物在一起，又是夫妻，很多新时代的特质都在他们身上有体现。在他们身上有着知识分子的倔强，比如李达会同国际代表据理力争。他们二人负责召集各地的代表来到上海，帮着安顿，组织会议，直到有密探破坏，还是王会悟提出将余下会议的地点改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

片中有一段王会悟要去向博文女校的校长借校舍，但她不会撒谎，一说谎话就脸红，李达就给她出主意说，见到校长开口说话前先跑跑步，用上气不接下气来掩饰自己的紧张，这就显示了两人的风趣，生活化的一面。

再者，二大的会址，也是在离李达夫妇很近的地方召开的，那时候王会悟已经生了孩子，襁褓中的婴孩和一个新生的政党带有一种预示和寓意，代表了未来的希望。

澎湃：提到未来，其实一大代表们未来的路也不尽相同。在群像塑造中，电影实际上是做到了“顾后、瞻前”，比如周佛海、陈公博在上海的初见，已经显露出他们未来人生取向和选择的端倪。

黄建新：陈公博来了上海以后，没跟别的代表住在一起，因为他比较有钱。我认为这些细节的刻画，对人物的未来是有一些影响的。这些人按说都不缺钱，他们大都有很好的工作，或者可以预见的前途，但为了一个信仰都放弃了。

像毛泽东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之中吃的那种苦，能够到了最后再坚持一下的精神，不是所有人都能具备的。因此在未来奋斗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有些人离开的情况，同时也有一些人会坚持到底，甚至流血牺牲。如片中所见，李大钊、何叔衡、邓恩铭、杨开慧、李汉俊等后来都牺牲了。

所以，一大开会过程中有一些小波折，跟未来的所经所历相比可能只是波澜不惊，因为一旦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把一个封建的、落后的、四分五裂的旧社会推翻，建立一个新中国，他们其实就已经把生命交托了出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提着脑袋干革命”。

片尾我们用了一段《解放了的中国》的纪录片镜头：新中国成立当天，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这两个人了。

“心中有信仰，眼里有光芒”

澎湃：为电影掌镜的摄影师曹郁，你同他在片场有何交流？

黄建新：曹郁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摄影师，请他来的时候我们俩谈了很多，围绕要拍一个什么样的电影，是一个暗淡的、压抑的，还是一个有青春气息、向前涌动的电影？当然我们都选择了后者。如果说要求，就是这一次的片子主要是写人物，我希望摄影机能一直帮着我追着戏剧点最准确那一瞬间的人物表情。

比如黄轩饰演的李达在阳台上划火柴，讲当年焚烧日货那场戏，当时确定只拍两条，因为演员进入到表演状态后，重复拍多了，他的新鲜感就会丧失，艺术创造会流于程式。曹郁就亲自扛着机器，跟着演员的表演来回调度。

曹郁的优点在于，懂得戏剧微妙之处见真章，并能准确地捕捉到这个瞬间。技术的布光之类，大家可以通过协调去完成，但扛着摄影机说抓就能抓到演员最精确的表演状态，这只能靠艺术直觉，他的摄影机就像是演员一样在同所有的角色互动。

还有一场戏，一大代表们在讨论、争论的时候房间停电了，王会悟为大家端上了西瓜，大家围着一盏油灯继续讨论，这场戏是一个镜头完成的，我跟曹郁认为机位不能定死了，那样演员瞬间激活的状态就没有了，他扛着摄影机也就拍了两条就过了。

我一直认为好的电影是能够激活潜意识的电影，有时候就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镜头，就可以让人看得热血澎湃，泪流满面。这个感觉很难用理论去说清，但艺术家最后追求的就是这个，能够击中观众内心最柔软所在的那一下。

澎湃：电影配乐是知名音乐人梅林茂，谈谈你同他的交流和要求。

黄建新：配乐上，首先定下来的是要做一个不同于美国大片配乐的感觉，配乐上我们要找一位艺术家。制片人找到梅林茂之后，他看完剧本反馈来说，这是一部理想主义的电影啊！他认为，理想主义者认定的方向，才是人类进步的源动力，没有理想主义的想象与向往，其实人是没有方向的。

最大的问题是由于疫情原因，我们这次没法坐下来一起工作，只能通过络来进行讨论，我一边跟他讨论，一边还在修改重新去剪辑，所以经常会有反复，对他来讲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但他一直很认真，而且真的写得好，比方说毛泽东在上海街头跑步的那一段音乐，我提过两三次修改建议，最后他发过来一合，在场的工作人员一听都激动了，音乐的韵律和跑者迈开大步的节奏简直丝丝入扣，令人振奋。

澎湃：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你是位老党员，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谈谈你在筹备电影过程中的所思所感？

黄建新：我本人就是党员，1974年入党，到今年47年了。在我们读书的时候都知道，中国在清政府晚期的时候特别糟糕，签署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等条约，我的记忆里大概得签过一百多个不平等条约吧，后来团队告诉我，竟然一共签了1700多个卖国条约，因为有些条约下面还有小的附属条约，加起来就是这么多。那还用说什么？这个国家真的到了最危急的关头，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一批先进分子冲出来要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我们再看看中共一大代表的年龄，平均年龄只有28岁，拿掉何叔衡和董必武这两位年纪稍长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多。这些年轻人都是鲜活的生命，他们有各自的喜好，有自己的好奇心，但更有坚定的信仰！真正是“心中有信仰，眼里有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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